當國家只有理工腦，不行嗎？恐失去長期規畫、危及民主

曾任東京大學副校長的吉見俊哉，在《「廢除文科學部」的衝擊》書中指出，理科與文科解決問題的方法完全不同：前者追求短期見效，在既定目標下給出最佳方案；後者則傾向創造出價值與目的本身，更偏長期有用。

他強調，這是兩條大相逕庭的知識路徑。如果一個國家偏斜得太厲害，占據高位、握有資源的人全是「理科腦」，將會越來越務實、越來越擅長處理眼前的困難，卻缺乏長期想像與定義問題的能力。

他舉了一個日本人最痛的例子：索尼為什麼沒能成為蘋果？因為隨身聽是在既有價值尺度上做到極致，但它終究只是一台聽立體聲的裝置；而 iPhone改寫的卻是「什麼叫手機」這件事本身。他指出，在既定目標裡把產品做到最好，是日本工科的強項；但日本社會始終缺乏「在時代轉折時改變價值尺度」的力量，這正是它往後只能屈居跟風地位的主因。

同一個議題，美國哲學家納思邦（Martha Nussbaum）的提醒更直接：如果一個國家逐漸把教育當成「讓學生具備經濟生產力」的工具，這種只看重賺錢技能的短視，會削弱批判權威的能力，以及對邊緣的同理心。當越來越多人缺乏這些基本能力，危及的將不只是經濟，還有民主制度本身。